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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飞 :研究员 山东大学合作发展部原部长 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创始人 《世界新时代校友经济》期刊高校编委会 创始主编
一、回答好智者之问,培养造就一代代创新型人才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关于教育的智者之问,首推“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钱老在这里所说的“杰出人才”,实际上指的是能够理解并呼应他的创新理念的新型人才,这是一位孤独的创新者向教育界和全社会发出的诘问。钱老对国家乃至人类的贡献众所周知,他的创新也彪炳千秋,很多创新都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提出了被称之为“钱学森弹道”的“助推一滑翔式弹道”,数十年之后,一批新型尖端导弹在此理论的指引下陆续诞生,有些已进入战备服役阶段,成为保卫祖国的“杀手锏”武器;20世纪90年代初,钱学森开始了解到虚拟现实技术,便想到将之应用于人机结合和人脑开发的层面上,并给其取名为“灵境”。他认为,灵境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将扩展人脑的感知和人机结合的体验,使人与计算机的结合进入到深度结合的时代。他预料到但可能没有想到,在当今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深入人心,人机结合和人脑开发正往深度广度进发。钱学森教授的创新成果已经变为现实了,但教育界还没有向钱老交一份满意的答案。
钱老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本质上是对中国大学生普遍缺乏创新能力的思考!美国的学者坦普尔在其《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写到:“如果诺贝尔将设置在古代中国设立,那么各项奖金的得主,将毫无疑问的都属于中国人”。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的现代教育提出的一个问题,反映出由于我们的教育在创新型人才方面的缺失,客观导致在科学首创“0到1”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回答好智者之问,需要我们要从教育全过程审视教育各个环节。马斯洛曾指出,创造性是“任何儿童都具有而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又会失去的”。审视我们的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乃至我们的社会氛围,是否都遵循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规律,我们的社会氛围是不是有利于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要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加大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力。”经过多年研究,我认为创新型人才成长过程或创新教育应该把握住三个重点,就是要使我们的培养对象具备并保持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首先,创新思维是创新型人才智力的核心,而创新意识是创新思维的起点,在具有创新意识的前提下,经过不断的发展,才能形成具备自信性、批判性、独特性、认知性、好奇性、专注性、多向性、形象性、突发性等特征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又是一种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这是人是否有创造力的前提。第二,在认知的基础上,使青年学生具有把知识和创新物化的能力,即创造的能力,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创造能力是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必须通过参加创造实践才能获得。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复兴,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首创、世界领先。第三,创业精神是创新者的精神支柱。由于创新不是简单地沿着别人已经开好的平坦大道行进,因此在创新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持,创新就会止于梦想。创业精神也有许多鲜明的特征,如冒险性、反叛性、独立性、理智性、坚韧性、合作性等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使少年儿童和青年拥有并保持敏锐的创新意识,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任务,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创新之林的要点所在。
二、回答好时代之问,教育改革要与时俱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路。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迈入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高等教育作为最主要的人力资源供给阵地、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要不断优化适应新发展格局需求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以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并通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积蓄能量,在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中站稳阵脚,取得新优势,这既是党中央对是教育界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对教育的时代之问。
当今的时代,从科技发展的表现来看,我们正处于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的节点上。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上,用科技创新广度显著加大、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深、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和科技创新精度显著加强来描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的生动局面。其中,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
癸卯兔年春节过后,几乎全网都在讨论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工具和元宇宙的赛道。特别是由于ChatGPT几乎可以熟练处理各个领域的专业问题,且具有接近人类表达的多轮对话能力,因此而吸引了大量关注。据新华社报道,ChatGPT刚刚发布两个月,其月活跃用户数就已达到1亿,这让它成为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应用。从现实来看,ChatGPT已经对教育和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影响,有学生担心“ChatGPT可以写剧本、写代码,什么都会——以后都是人工智能,我们努力读书没用了”。但业界已经在探讨“ChatGPT+元宇宙”对教育的影响了,诸如教师角色的虚拟化与智能化、教师职能的改变、学校的虚拟化和无边界化、教育教学组织形式的数字化与半自动化,等等。与资本的悸动不同,校园对ChatGPT的反应是谨慎甚至是排斥的。前不久,香港大学向师生发出了内部邮件,表明禁止在港大所有课堂、作业和评估中使用ChatGPT或其他人工智能工具。我理解,ChatGPT禁令一方面是基于对知识和传统教与学的尊重,另一方面ChatGPT等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类的确有法律监管和规范管理的空间,可能还面临青少年沉溺网络空间的问题。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不能共存的节日》描述了一个场景:“未来的虚拟世界确实是天堂……都争相上载自己,……只是在某个大陆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深深的地下室,其中运行着一台大电脑,电脑中生活着几百亿虚拟人类。”
2011年5月,乔布斯与比尔·盖茨会面讨论关于教育和未来学校问题时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 ”这个的确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从目前情况来看,还没有哪所学校仅凭信息技术就可以实现学校的“脱胎换骨”或跨越发展。调查显示,2009年美国中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上的能力与30年前即个人计算机进入家庭和学校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但这些不是校园排斥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和元宇宙的理由。之所以出现以上排斥和担心,究其原因在于之前信息技术在教育过程中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教学辅助工具,它还没有从本质上代替或改变任何一个重要的教育要素。现在不同了,时代变了,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带来了网络世界根本性的转变。正如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发布《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年)》中所述,虚拟现实(含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前沿方向,是数字经济的重大前瞻领域,将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经过多年发展,虚拟现实产业初步构建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生态体系,正迈入以产品升级和融合应用为主线的战略窗口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虚拟现实产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列入了数字经济重点产业,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上个月,元宇宙产业大会在江苏昆山举行,北京、重庆、浙江、河南等多地已布局元宇宙赛道,元宇宙首次在上海进入地方“十四五规划”。元宇宙的含义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是人以数字身份,自由参与和共同生活的可能的数字世界,作为沉浸式体验、跨空间融合的数字世界新入口,元宇宙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新一代发现工具、效率工具和创新工具,对实体经济的牵引赋能效应必然是巨大的。如此,校园还能回避和排斥吗?实际上,从教学过程来看,元宇宙能轻松解决教学过程中进不去、看不见、难理解的知识学习以及实训过程中高投入、高损耗、高风险及难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的“三高三难”问题。但元宇宙对教育的意义远不在此,它将以跨时空、超融合、智能化、自发性的教研与教学,改变固有的教与学的校园生活模式,它将使教与学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实现融合。借助元宇宙,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物理世界的能力暴增,工作和生活效率极大提升,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调半径被无限扩展。元宇宙时代的教学是一个什么场景?在我有限的想象空间里,也许“教师”(人和人工智能)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为元宇宙把握导向、准备内容、提供链接,借助人机结合和人脑开发,晚间睡眠安排接受知识灌输,白日清醒时进行艺术熏陶、技能培训、创意创新和团队交往。Web2.0时代都在阻止青少年沉溺网络,Web3.0时代元宇宙可能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必备教育渠道。教育元宇宙应该是个性化教育,数字人人格完善与互相促进和伙伴教育相互促进的教育。有专家断言,元宇宙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时代变了,我国教育也应时代而变。相对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有人把基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业元宇宙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最新的信息技术,未来世界各国的竞争,少不了在虚拟世界里比拼,因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依赖于元宇宙的加持。既然教育对象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教育就必须与时俱进尽培养的责任。不必视互联网和元宇宙为洪水猛兽,各级学校、社区、家庭要改变过去一味封堵的被动做法,要通过教学教法的改革引导并教会青少年与互联网良性互动,“我们党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将是教育对时代的回答。
三、回答好人民之问,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强国必先强教。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教育现代化的支撑,没有高素质的人口状况,也就谈不上“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按期实现,因此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对人民必须提交的答卷。“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五个重要的特征,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14亿多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人口的整体素质事关重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显示:在受教育程度人口方面,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9.91年,文盲率下降为2.67%。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近些年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成为热门话题,但仔细分析一下,传统概念上的“人口红利”只是计算了劳动适龄人口与人口总量的占比,并没有计算创造性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随着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乃至元宇宙的发展,机器将填充越来越多的人工岗位,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创新型人才对老龄化“人口债务”的人均抵消能力越来越强。只要我国高等教育保持一定的规模和质量,我国创新型人才的绝对值和人口占比持续增长,大国竞争的底气越来越足。从这个意义上讲,培养创新型人才、扩大创新性人口意义重大,其中既有质的要求也有量的需要。因此,创新教育与教育创新是教育界无法回避的课题,创新型人才培育是高等教育必须突破的瓶颈关口。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但从根本上看,如果“蛋糕”不够大,怎么分人民也不会满意,共同富裕也就无法实现。而要把“蛋糕”做大,关键是实体经济面上活跃起来,全社会的造富能力强大起来,这些要依赖于对全社会创新供给的效率和质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第12位,自2013年起连续9年稳步上升,已位居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实现了对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的超越。《报告》还显示,从创新产出看,中国的优势集中在无形资产、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影响等方面。其中,本国人专利、商标申请,创意产品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等细分指标均实现全球领先,表明中国正逐步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从创新需求侧来看,截至2021年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已达到1.54 亿户,其中,企业4842.3万户,个体工商户1.03亿户,就是这亿万个市场主体推动了我国经济总量迈上了百万亿元大关,保证了国家财力和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承载了7亿多人的就业基本盘。这怀揣致富梦的7亿多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盘,他们的财富创造能力、富裕程度以及他们对致富的带动能力,很大程度决定了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速度和结果。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投入超3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这些年来,政府投入了数万亿资金,并且国内外企业和社会组织还给中国高校捐赠了数千亿的科研资金,但我国高校科研产出效益仍然低下,对消化落后产能的针对性不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不大。《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企业受让发明专利转让金额、产业化率“双低”。特别是企业通过转让获得的发明专利转让费用不足 10 万元的比例超九成,产业化率为 21.3%,不到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平均水平(48.1%)的一半。同年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9%,其中重点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4.4%。相比之下,美国高校专利转化率约为50%,是中国高校转化率的13倍。认真审视现行科研导向和科研组织过程,就会发现:要么是大量投资于科技研发,试图通过研发的项目数量拉动经济增长,要么是盲目加大成果转化激励力度,要么是鼓励科研人员直接下海兴办企业或者带着成果去找老板谈交易,现行成果转化过程简单粗放,科技创新和转化长期处于盲目、无序、低效率的被动局面,客观上导致经济发展迟迟不能突破瓶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月28日发布最新报告指出,2022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的创新者在该机构《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继续排名首位,有70015件申请,占申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实际情况是,我国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但海量的“沉睡专利”等待转化利用。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创新生态或机制不能带来的市场自发性创新,其结果必然是供给侧与需求侧脱节、理论与应用脱节、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甚至浪费。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破局:第一,要解决创新转化信息不对称、对话不在一个频道的问题。创新供需双方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不在同一语境中对话,高校现行评价体系依然更看重论文发表,科研导向受纵向项目申报机制约束,点对点的横向项目选择余地很小,教师们的科研更多仍是兴趣导向,而企业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两端并没有真正相向而行;第二,需要为创新转化引入主动、科学、周全的第三方服务。实际上,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和创意需求大部分不能直接对应某一篇论文、专利或由一位教授单独解决,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第三方“超级中介”来整合创新资源,把与此相关的学科研究成果挖掘整合凝练成可转化的项目后,再推向市场、交给企业,使海量供给与海量需求精准对接,从而提高创新转化的效率和质量。这个“超级中介”应该是既了解科学技术又了解市场、还能够主动引导研究和需求的新型人才——“创新转化经纪人”。虽然相关问题或多或少已被各国政府及社会认识到,但创新转化的理论研究尚在萌芽之中,这就为我国高等学校提供了先发机遇。一方面,创立“创新转化学科”,有可能造就一个领先于世界的学科,创新转化研究也丰富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创新转化经纪人”培养也丰富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内容,也使高等学校在切实服务社会的同时得到非常实惠的收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融入热火朝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教育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践行好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才能回答好人民之问。